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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刘韩墨细细讲开。

    “苏州府一年核定的税赋为二百八十万石，而整个大明，一年税赋也仅有三千万石。”

    “苏州所占之比，几近天下十分之一。”

    “然而，苏州的耕田面积，却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点一。”

    “长期以来，苏州承担的税赋，比天下平均之数，高出近九倍。”

    “若是与某些税赋较轻的地区相轻，相差更是十数倍。”

    朱允熞沉默不语。

    虽然知道苏州税赋较重，但也没有想到重到了这种程度。

    但朝廷定税赋，一定有其用意，反复衡量了利弊，才做出决定。

    老朱也不是任性胡来的人。

    这种事情，在没有深入了解之情，最好不要轻易表态。

    故而，他也就静静听着。

    “本朝税制，凡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，农田减少二升，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，没官田一斗二升。”

    （注：没官田是指因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）

    “苏州在元朝时，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，后来反逆张士诚起兵造反，占了苏州，便将元朝的官田尽皆没收，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贵族，富贾豪商，亦受到惩罚，被抄没家产，没收田地。”

    “如此一来，反逆张士诚治下，苏州的官田得以扩充，几达到近半。”

    “及至本朝灭张士诚，再将其官田收归官有，又将曾效力于他的豪商地主家产田地没收，苏州田地便已有七、八成为官有。”

    “而这其中，几乎又全部是税赋最重的没官田。”

    “依税制，苏州焉有税赋不重之理？”

    朱允熞恍然大悟。

    苏州税赋最重，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上的概念。

    若是寻常老百姓所有的农田，那税赋仍然和别的地方是一样的，并没有区别对待，给予重税。

    问题在于，经过元朝，张士诚，大明等一轮一轮的变动之后，苏州绝大部分田地，都变成了税赋最重的没官田。

    苏州的整体税赋，也就变得高得离谱了。

    “有人认为，大多数百姓并没有多少田地，无非是租种富户大地主的田地，给他们交租，和给朝廷交税，又能有多少区别呢？”

    “这样说也不无道理。”

    “可苏州的情况与别处不同。”

    “外地无田的百姓，租种普通的官田，一亩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税。”

    “而苏州大部分都是没官田。一亩要交一斗二升的税，比外地重太多。”

    “最苦的，反而是穷苦百姓。”

    朱允熞听到这里，不由得张了张嘴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
    大明有严格的户籍制度，百姓是不能随意去外地的。

    可他们必须要生存，要租种田地。

    租不到税赋较轻的官田，就只能租税赋更重的没官田，负担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朝廷打击豪强地主，最后却变成了由无地的百姓来承担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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